这些年，“和”字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：“和平”、“和谐”不用说了，还有什么“和睦”、“中和”、“和气”、“和乐”、“和顺”、“祥和”、“泰和”……其中“祥和”一词，上上下下都喜欢用。我想，这“祥和”最重要的内涵大概就是“安定团结”，这确实是全国人民都企盼的政治局面。
据我所知，最早关于“和”的表意，是公元前774年史伯答郑桓公的一段话。郑桓公（姬友）是周宣王之弟，郑国始封之君，当时正做着西周幽王的司徒。此时西周王朝已露败象，政治昏暗，社会不稳。这位政治家清醒地看到了西周王朝“多故”而不妙的前景，担心一旦王朝垮台，自己会受到牵连（“惧及焉”）。一天，史伯告诉他，幽王置“民欲”于不顾，而且“弃和取同”，因而“殆于必弊者也”——灭亡是必然的。接着史伯便专门阐释了“和”与“同”的区分以及“和”的要义。他说：
夫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。以他平他谓之和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。若以同裨同，尽乃弃矣，故先王以金木水火杂，以成百物。是以和五味以调口，则四肢以卫体，和六律以聪耳，正七体以役心……夫如是，和之至也。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，求财于有方，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，务和同也。声一无听，物一无文，味一无果，物一无讲。王将弃是类也，而与专同。天夺之明，欲无弊，得乎？
对于这段话，古今注者译夥矣，但都不能令人惬怀，唯钱锺书先生于《管锥篇》中博引中西，参互比照，探幽显微，其旨宏然。惜钱先生对原文亦疏解不多，令人不免有遗珠之憾。
今按史伯是讲“和”与“同”的性质区分及其利害。先说“和”与“同”的作用或效应不同，他说：“和”这种状态能产生新的事物（实同?，是也。先秦古籍多有，不烦例举），而“同”则只能停滞不进。何如而谓之“和”？即以不同的事物与不同的事物相互联系，在相互作用中达于平衡。钱先生说“史不言‘彼平此’、‘异物相平’，而曰‘他平他’，立言深契思辨之理。”这里，钱先生对史伯的评价是很高的，说“立言深契思辨”，可谓至于赞美。
史伯接着讲，如果同类事物不断相加，达于极点，人在主观上会有厌弃之时，而事物本身也就灭绝了。这道理很简单，只有性质不同的事物相互作用，才能产生全新的事物。比如男人与男人（或女人与女人）增之再多，也还是简单的男人（或女人）；而男女结合至于“和”的状态，便会产生新的男或女。“以同裨同”，也就有如男加男（或女加女），当然不会有“继”。扩大推衍起来，性质相同的男女（一个血统或一个血缘）结合，也不会生物，所以史伯讲“先王聘后于异姓”，《左传》亦云“男女同姓其生不蕃”。
在“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”的不断实践、总结、概括、提炼和抽象的过程中，先民深深认识到“和”实在是人类生存、稳定、延续、发展的最佳状态和最高选择，“和”深入政治、伦理、道德、经济、生产、医药、卫生、文学、艺术一切领域，也成为个体人格的修养境界。
国家之“和”（稳定发展繁荣）亦如是。史伯说“择臣取谏工，而讲以多物，务和同也。”说来也很简单，不过是选几位头脑清醒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做谏官而已。晏婴说得好：“和如羹焉，水火醯醢盐梅，以烹鱼肉，?之以薪，宰夫和之，齐之以味，济其不足，以泄其过……君臣亦然，君所谓可而有否焉，臣献否，以成其可；君所谓否，而有可焉，臣献其可，以去其否。”这是说，“可”与“否”是相互依存的，好的治国之策决非在可否之间做简单的去取之选择，而是可否相和的产物。“物之不齐，物之性也”，所以应该允许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存在，否则，就不可能组成和谐的大自然，成就和谐的人类社会。
《论语》有若讲“礼之用和为贵”，礼仪之邦的知识分子就把“和”的理想寄托于“以礼治国”的“君子”身上。但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真正“和”的王朝，所谓“成康之治”、“文景之治”、“贞观之治”……也没有达到真正的“和”。当年孔子在说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的时候，恐怕内心是十分复杂的，至少是深藏着对各国诸侯的怨愤和蔑视吧。到孟子就不同了，他不像孔夫子那样“温良恭俭让”，也少“温柔敦厚”，故能直批曰：“今之所谓良臣者，古之所谓民贼也！”然而那时的万乘之君，千乘之君以及他们的“良臣”们并没有把孟夫子怎么样，让我们感到虽是战国时期，那政治气候可是毫不含糊的“祥和”多多，学术界也真是福气多多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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